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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一九三七年春至一九七一年春(2)


我的父亲母亲从川大出发,往东南方向,步行到重庆,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沿途借宿于一座座山野寺庙,或在农民废弃的棚屋里栖身。他们穿坏了二十双草鞋,吃光了帆布书包里的燕麦炒面。

        到重庆后,虚弱不堪的母亲发高烧,满嘴水泡,有时说胡话,更多的时间在昏睡。

        父亲用那几斤全国粮票,雇了一架二人抬的滑杆,抬着她继续南行。

        这一路上,他们已经没有粮食。

        两个滑杆师傅不断在那些土层很薄、看上去一无所有的山坡上,从沙土里刨出紫色的土豆仔,然后就地挖坑,捡些枯树枝烧火。土豆仔在炭灰里焐熟,搪瓷缸子盛的水烧开,还有那么一点点粗盐粒,大家靠吃烤土豆,又挺了三天。

        这三天路途非常顺利,因为抬前杆的师傅是风镇人,有他带路,父亲不用时时校正方向,更不需要自己开路了。

        从上路开始,父亲就明白,他永远不能再回成都,回川大。他只能朝着边远的、更边远的地方,朝着蛮荒地带行进。他将长久地孤独,在陌生的穷乡僻壤,慢慢思考突变的一切。

        他原本是个被唐诗宋词熏陶的文人,喜欢李后主的婉约精致、敏感细腻,容易被苏东坡的豪放和愁绪同时感染;他本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欣赏俄国十二月党人,尊崇苏维埃的民主形式,被十二月党人诗歌感染,酷爱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柯夫……他这一生的理想,是成为优秀的教育家、作家。

        我的父亲,终究并不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从来只习惯在文明的环境,与文明的人交流,在思想中获得乐趣,在固定的秩序里规律地生活。然而,文明和秩序被破坏,美德与理性瞬间灰飞烟灭之后,他高尚的自我也被人像牛粪一样踩在脚底,铁肩道义的知识分子价值同样被践踏和侮辱。

        茫茫荒野,蚊虫毒蛇,日月星辰,前途修远。

        此时此地,他脑子里储存的那些学问,一点忙也帮不上。隐隐的胸痛从来没有消失过。他已经对自己的身体麻木了,但疼痛总是令他气短。更让他惊恐的是,我母亲滚烫的身体也许随时会变得冰冷、僵硬,再不会醒来。

        晚上,他们在山野、谷地、草棚等随处可以落脚的地方歇息。他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敢入睡,生怕就在睡着的时候,她乘机脱离肉体的苦难,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

        他悲伤至极,已经做好打算:如果母亲就此离去,他要把她带到风镇,拥着她的躯体跳进深谷……

        第四天黎明时,他们跟上了一个马帮队,金黄的晨光里翻过一个山口,世界突然展现出另一幅辽阔、敞亮的图景,前面的滑杆师傅蹲下身,放下滑杆,挥臂大喊:风镇!风镇!

        父亲很激动,他们在路边的土墩子上歇下来。连日来夜间未曾入眠,他此刻精神恍惚。

        马帮队是风镇刘家的,铃铛声声马蹄声声,欢快地向镇上奔去。很快,马帮队接近了远处洁白的大街。大街两边是黄黄的木房子,好一幅宁静温暖的画面!

        我父亲还以为这是幻境,是他和母亲将要去的天堂。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听见微弱的呼唤,宛若来自梦乡。他深深呼吸,然后转身,望他的妻子——她竟然坐了起来,瘦削的脸孔眉清目秀,皮肤像纸一样透明,像黎明一样干净、新鲜。

        他惊讶,声音颤抖:“你、你醒来了?”

        “嗯。你看你,胡子长这么长了啊。”

        她伸手贴上他的脸。她的手温和、柔软,高烧退了。

        他闭上眼睛,紧紧握住她的手,控住即将滚落的泪水。

        母亲的声音细弱而清晰,她说她渴。父亲的泪水立刻喷涌而出……她是他失而复得的!

        他奔向路边,摘那些夏季里尚未凋零的勒杜鹃,他小时候吃过,勒杜鹃红色的花瓣微酸可口。

        母亲吃完花瓣,干裂的嘴唇被滋润和染红了。她有了力气微笑,被父亲搀扶着,静静凝望眼前这个还在酣睡中的小镇,就像她看过的某幅俄罗斯油画,像记忆里某个熟悉的地方。

        他们转身凝视对方,突然紧紧拥抱,在灵魂和肉体之间沟通了一个共同的强烈心愿:就在这里,在这个小镇活下来,好好地活……

        那时的风镇,只有两条街,构成一个“上”字。”横”是大街,是出入风镇的干道。街两边的木板壁房子,完全连在一起,每家都以邻居的墙壁为自己的墙壁,所有的门和窗都一模一样。

        所有人家的后门,通向后院、土地、茅司。风镇人雅,茅厕不能叫茅厕,叫茅司。

        各家的后院各有不同,屋顶各有不同,有的盖黑瓦,有的盖青石板,有的盖茅草,是财富差异所致。

        这些沿街绵延逶迤的木板壁房子,就像连体婴儿,有所挣扎,但决不放弃,互相抓牢了,紧紧攥住同样的日子、同样的时光。

        冬天,因为屋顶材质不同,雨水流动的速度和冻结的时间也不一样,石板房的屋檐会倒挂着一排亮晶晶的细长如蛇的冰凌,瓦房屋檐的冰凌则稍粗重些,有胡萝卜那个大;而茅草房屋檐下倒挂的冰凌,就是奇迹了,像牲畜的腿一样粗壮,银亮亮地,引来孩子们用竹竿敲打。

        街道的中段,有五套房属于朱家。我的父亲母亲租了其中一套,前后两间。

        朱家主人朱大爷,名德义,祖上曾在清朝出过两代举人。他过去开私塾,现在风镇小学任教。朱大爷是老学究,经历社会变迁后,他小心翼翼,见人满脸堆笑。他通常在阴暗的里屋读书,看见小孩或陌生人,就说“大而化之、大而化之、嘿嘿”,把他那些发黄发黑的线装书藏到床板下,不给人看见。

        朱大爷的老婆,过去是风镇大地主的女儿,一个卷头发的红脸女人,骨像奇特,性情冷傲,不苟言笑。她从不下地干活,却和朱大爷一样被小镇人尊重,因为她识字、懂风水,见多识广,是小镇的“三婆”:媒婆、接生婆、神婆。

        风镇有个医生,姓郭,人们叫他郭医倌,他住在山里,只有赶集的日子才出现。集日那天,他戴着翻毛的狼皮帽,早早地从山里来到风镇街头,摆摊卖草药,给求医者放血或针灸。平时,无法见到郭医倌,镇上哪家人得了病,就只得找朱大娘要些香火灰吞下去,再请她去跳神,灵不灵不知道,但总有人请。

        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亮。

        街头洋槐树、电线杆上贴的那些红纸,就是朱大娘收了人家的母鸡和鸡蛋后,写了贴上去的。

        “竖”是北街,街尽头是小学,“上”字的那一点,是北街中间的大戏台,常有戏班子在上面演出。越过金沙江而来的云南剧团演滇剧和白剧,来自遵义的花灯剧团演花灯戏。最讨风镇人喜欢的,是重庆来的川戏。每一折戏演完,披大氅的黑衣人变脸、吐火,有时候还会从空空的口袋里抓出白鸽子来,引起台下孩子们大声尖叫。

        戏台用石头和泥土砌成,台身用石灰刷得雪白,写了一些大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

        白底黑字。我父亲步行至此,看见这些美好的字眼,在心里引起一阵痛苦的痉挛。

        他没有料到的是,多年后,大戏台不再是乡间表演艺术淳朴的展示场地,不再变魔术,不再有高亢的唱腔和鼓乐之声,而专用来批斗他和他的同事们。

        母亲的肚子里开始孕育我哥哥,父亲却要去更遥远的大山里教少数民族识字。

        不知父亲用了什么魔法,在母亲的灵魂中累积丰厚的爱,即使他长年不回家,她也一直那么恬静、安心,以笑容和世界相迎。

        有些时候,她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父亲去了什么地方,是否还会回来。对母亲来说,生命的孤独和人世的陌生,与生俱来。她如同一株自然的植物,人世的一切让她感到吃力。只是因为我父亲,她的一切,才有了方向和意义,所以,他的未来就是她的未来,他的命运就是她的命运。

        父亲离开太久,她对时间失去判断,一天天恍惚起来,常整天在小镇上溜达,下意识地到处找父亲。从街头到街尾,从午后到黄昏。她总是产生幻听,在一阵沙沙的风声里,听见他叫她的名字。

        “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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