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诱夫第二十八计

游宴，亦作“游燕”、“游讌”。它并不是具体的宴会名称，而是一种宴饮形式。《列子·周穆王》：“游燕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这大约是关于游宴的较早的记载。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经济的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唐会要卷五十四》）统治阶级上层的豪奢极欲，带动整个社会风俗包括饮食风俗奢侈化，自公卿至庶士，“多为酣宴，皆极欢娱”，朝野上下宴饮之风盛行，俱以华侈为尚。有唐一代的游宴规模之大、景况之盛，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一、节日狂欢

        农历二月一日的中和节、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这是唐朝法定的三大节日，也是游宴高峰期。

        在唐代，春日游宴几乎是全民性的，尤盛于中和、上巳二节日。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官员们还能享受春假的优遇。《通鉴》记载：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

        重阳登高、赏菊，饮菊花酒、佩茱萸，也是唐代极为重视的传统风俗。“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菊以畅秋志。”（孙思邈：《千金月令》）。

        在帝国各地举行的春游宴乐活动中，最为著名的是曲江节日游宴，其中以上巳节曲江游宴规模最大。

        曲江，又称曲江池，是当时京城长安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因其水曲折故名，这里风景秀丽，烟水明媚，其南是皇家园林，紫云楼、芙蓉园。曲江池，是长安人游冶野宴的最佳去处。

        在上巳节这天，唐代皇帝通常要在曲江园林大宴群臣，凡在京城的官员都有资格参加，而且允许他们携妻妾子女前来；作为一种惯例，连绵不下百年，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每年都要举行。除了皇帝赐宴外，一般士子庶人等纷纷来于上巳节到曲江春游踏青，自由地选择花间草地野宴娱乐。长安士女是日多盛装出行，并常常以草地为席，四面插上竹竿，然后将亮丽的红裙连接起来挂于竹竿之上，这便成了临时饮宴的幕帐，称之为“裙幄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从杜甫的《丽人行》对踏青丽人之众多以及她们的风神、体态、服饰的描写，不难想象当时的华侈之风，非独杨氏姊妹为然。

        “才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王涯《游春辞二首》）。上巳节曲江大宴之日，长安城中所有民间乐舞班社齐集曲江，宫中内教坊和左右教坊的乐舞人员也都来曲江演出助兴。这一天的曲江园林，鲜车宝马，摩肩接毂，万众云集，盛况空前。从皇家的紫云楼到池中彩舟画舫、绿树掩映的楼台亭阁、沿岸花间草地，处处是宴会，处处是乐舞。

        每一次的曲江游宴，都是一次美食大比拼。“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唐摭言》卷三）不仅宫廷贵族的饮食极其奢华、考究：“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士子庶人等的私宴，肴馔也是争奇斗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古代烹调技艺和饮食文化的发展。

        唐代宴饮也浸淫了盛唐自信、张扬、豪放、华侈的风格。不仅宴饮风行，名目繁多，而且举宴不惜金钱，各种餐具也向豪华方面发展。“金樽清酒斗十干，玉盘珍饯直万钱”，“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都是生动的写照。《丽人行》描写曲江游宴的餐具的配置和使用：翠釜烹之，水晶盘盛之，犀角箸夹之，鸾刀切之。但总体来说，唐朝宴饮似乎更为注重的是数量、排场和气势。进入宋代，逐渐转向精致化，人们更为注重的是饮宴的质量，以及人在饮食过程中的细微、丰富的美感体验。

        二、浪漫的文化盛宴

        最能体现盛唐的奔放不羁和张扬、浪漫的游宴，是因科举而兴的曲江新进士游宴，又称“曲江大会”。一般在农历二月新科进士放榜时举行。进士及第游宴始于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年），一直延续到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年），历时一百七十多年。

        自隋至清，科举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唐代科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进士科的崛起，并成为了士子入仕的首要途径。新进士及第，皇帝例行要在曲江举行盛大的筵宴，以示鼓励。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由于朝廷重视，民间艳羡，以至于“缙绅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初著名才子、高宗朝宰相薛元超曾感叹道：“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五姓皆为当世第一高门大户，有崔、卢、郑、王、李）。

        曲江新进士游宴，实际上是京城长安的一次规模盛大的游乐活动。《唐摭言》这样描述:：“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整个曲江园林，人流如潮，乐声动地，觥筹交错，为乐未央，弥漫着狂欢、奢糜的气息。

        整个狂欢活动的主角，自然是“金榜题名”的新进士们。除了皇帝赐宴外，新进士们还要举行同年之间的各种宴饮游乐活动。其中，“探花宴”最引人注目：选新科进士中最年少英俊的人充当探花使，骑上高头骏马，踏遍整个长安城的大小名园，采摘早春的鲜花。贞元十二年（796），四十六岁的孟郊在屡试不第后终于中榜荣登进士，他在《登科后》一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得意和张扬，溢于言表。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进士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云：“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萧声拂御楼。莽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埔花间醉，缔陌香车似水流。”记录了新进士游宴的盛况。

        新晋进士用于宴乐的费用不菲，史载：“一春所费，万余贯钱”（《唐大诏令集》卷一○六）。一种专门为新进士操办各种宴饮活动的商业服务机构也因此应运而生，谓之“进士团”。新进士们的宴乐事务，可一概交由他们□□。

        在陷居时期，杜甫曾潜行曲江，写了《曲江对雨》，抒发深重的今昔兴亡之感。安史乱后，盛唐气象渐行渐远，再加上黄渠断流，曲江池失去了水源，渐渐干涸。从此，曾一度盛行于唐朝的曲江宴也就逐渐成为历史了。

        三、文人游宴

        “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杜甫《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游宴，是历代文人士大夫所乐于选择的社交宴饮方式。

        魏晋六朝时期人们自然美意识崛起，旅游之风随之大开，“人于山水，如’好美色’，山水于人，如’惊知己’”。作长距离壮游不是人人有条件，郊游、近距离的名胜游，得到普遍青睐。曹魏时期，以太子曹丕领袖的邺下文人们就经常举行游宴，“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宴，更是历史上著名的游宴之一，其风雅快畅，为后世文士所仰慕。晋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喜游讌”，还发明了“谢公屐”。进入唐代、特别是盛唐，随着社会安定、经济空前繁荣，游宴之风盛行。曲江游宴，是中国饮宴风俗史上璀璨的篇章之一。

        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强烈的乐生倾向，“以乐侑食”有着悠久的传统。游宴是宴饮与游冶的有机结合。这种宴饮惯常空间的转换，在美食、音乐、乐舞、礼仪等宴会创构的元素之外，引入了游冶，强化了宴饮的娱乐性和文化内涵。如白居易所说的：“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这种集“四美”于一体，正是游宴的文化特色和优势。

        唐代游宴，一类是节日、庆典游宴，通常具有狂欢的特点；另一类，则属文人日常的游宴，更注重生命体验，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杜甫《携妓纳凉晚际遇雨》（其一）云：“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近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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